分析说理法及范文
申论方案论证部分一般属于议论文体，议论文体离不开论证，因此，公务员考试考生必须掌握例证说理法、引证说理法、分析说理法、论辩明理法和类比说理法几种常用的论证方法。为助考生更好地理解这些常用的论证方法，解读每一种论证方法并提供了写作范文供考生参考。本文为分析说理法论证方法的写作范文。
分析说理是指通过对有关问题所包含的事理进行分析，并揭示其内在联系，从而使论点得到证明和深化的方法。这种论证方法具有较强的理论性。请看下面这篇论文：
加强危机下的社会建设
经济危机影响到社会，同时，我们也应该认识到当前经济危机存在的社会根源，即危机内在于当前发展模式下对社会投资和人力资本投资的不足。东部沿海地区受到经济危机更大影响，是和这些地区过度依赖外贸的发展模式相关的，当国际市场进口需求减少，就明显地影响我国实体经济的增长。经济发展失衡的另一方面是我国经济发展内需不足，加剧了我国受经济危机的影响。而内需不足的实质是在分配模式中对劳动的分配相对不足，在资本和劳动的关系中过分重视资本的利益，而忽视了劳动者利益。我国工资增长低于gdp的增长就是一个证明，同时，不仅在第一次分配中劳动者回报没有得到充分重视，在第二次分配中对人的投资不足，使劳动者社会福利没有得到足够提高，并影响了居民的消费能力。例如我们的教育、卫生、社会保障等社会事业的发展相对滞后于经济的快速增长，财政支出中用于非生产性社会投资的比重还很低。我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动力是来源于“人口红利”，而我们也意识到人口红利的收益却没有充分投资于人的发展，人口红利被利用于城市化、基础设施建设和生产再投资，但没有很好地投资于人的教育、健康和发展。对社会投资和对人的投资的不足，在很大程度上造成发展的可持续性不足，从这个意义上看，社会建设不足可能是出现经济危机的某方面的内在原因。
传统经济理论往往强调竞争会提高生产率，而危机也推动我们反思市场竞争。竞争带来的贫富分化转而会限制贫困人口的消费能力，并减弱经济发展的动力。社会分化也会演变成为经济体系内在的失衡，埋伏下经济危机的种子。因此，推进社会平等，提高社会公平也同样是能够提高效率和促进经济增长的。通过社会财富分配的调整，使社会低收入群体能够增加收入和消费，这对于恢复内需是重要的。建设一个公平的社会能够成为经济增长的动力。
最初在英国出现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就开始推动了社会救济运动和社会改良运动的发展；历次危机所带来的结果是逐步强化社会保障体系的作用。例如日本从上世纪90年代危机后加强完善社会保障体制，使本次危机对普通居民的影响表现得并不严重。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体系，以及国家对经济调节的作用，随着一次一次的危机逐步得到发展。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资本主义国家中每发生一次经济危机，社会主义的因素就有所成长。这也能给我国当前经济危机下的社会建设有所启发，现实中为了促进就业和保增长，一些企业一定程度上出现弱化社会保障、弱化劳动合同的情况；由于农民工失业情况加剧和社会保障不能跨地区接转，在农民工返乡过程中也出现社会保障退保的现象；有些地方政府也一定程度上默许企业减少保障来降低生产成本和减少失业。地方政府和企业一定程度上将社会保障当作发展的成本和包袱，并将弱化社会保障作为应对危机的手段和策略，这值得我们加以重视和反思。危机中的社会保障不仅不是包袱，反而是危机的保护机制。本次经济危机对我国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提出更高的要求，也是推动我国社会保障发展的一个契机。
当前，金融危机使马克思主义重新得到重视，证明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世界未来发展论断的科学性。但客观分析，马克思所观察到的经济危机和当前全球的经济危机存在很大的区别，马克思的一些看法和150年来资本主义世界出现的一些新发展必然有所不同，例如资本主义国家中社会机制的建设和发挥的作用、资本主义国家中政府对经济干预和调节的作用等等，都和马克思的时代发生了很大变化。与此同时，我们注意到西方经济学也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认识经济过程和应对经济危机。全球金融危机的出现是和主流经济学强调新自由主义，强调竞争、利己主义和人性的贪欲相联系的，而西方经济学也在不断创新和吸纳新的理论观点，如福利经济学、制度经济学等，通过不断地自我修正和完善来解释资本主义发展的危机，提倡改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经济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来应对危机。现代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需要保持开放性，不断吸收人类所有文明的知识思考，并和现实经济社会发展实践结合起来。只有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才能够具有理论的生命力，具有对现实的解释力，具有对发展的实践性。
中国改革开放和应对危机的实践表明，其社会主义的因素对于应对危机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我们的社会体制、社会组织和制度模式对改革开放以来的高速发展、对应对危机发挥了特别的优势。金融危机为重新思考和研究社会主义提供了很好的机遇，在金融危机、包括汶川地震中体现出来的社会主义体制的积极价值还需要进一步总结，并可能从中更好地理解中国发展模式的成功经验。总之，社会的发展和社会主义的建设对于应对危机表现出积极的意义，一个充分发展的社会对于应对金融危机是必要的，也是人类实现全面发展的必由之路。
立论型议论文写作法
在立论型议论文中，作者的论点、论据和所用的论证方法，通常被认为是必不可少的“三要素”。写作立论型议论文，实际上就是在论点和论据这两个要素之间展示一种必然的、逻辑上的包容、印证关系，即论点来自于论据，论据是论点存在的基础。而“展示”这种关系的过程就是论证。
(1)论点
论点是作者对议论文中的论题所持的主张和看法。每篇议论文都至少有一个论点。有时，因为论题比较复杂，为了将论点表述清楚，在同一篇议论文中，会设立一个中心论点，再将其分解成若干个分论点或小论点，通过各个击破的办法，逐个论证，逐层分析，最终使中心论点获得论证。例如《不应限制外地劳务》一文，就是通过对“地方保护主义很容易遭致报复”“禁止外地劳务的进入，也直接损害了本地使用劳务的单位”“市场经济的原则是公平竞争和自由选择”等几个分论点的论述，证明不应该限制外地劳务进入北京。
(2)论据
论据是论点赖以存在的基础，是论点的具体化、物化。有的论据属于事实性论据，如具体的人物、事件、数据等情况；有的论据属于理论性论据，如已经得到公认的那些原理、定律、法则、名言、权威结论等。相对而言，事实性论据不如理论性论据那么有广泛性、权威性和理论性，但在针对性、形象性和生动性、通俗性诸方面则有着独特的优势。只要是真实的典型，经过作者的征引阐述，不仅能为论点的成立提供充足、必要的论据，而且易使文章更贴近读者，更易于被接受。一些论题复杂、论点笃深的议论文，往往都是将事实性论据和理论性论据结合起来运用的。例如，日本右翼团体2000年1月23日在大阪国际和平中心举行题为“20世纪最大的谎言——‘南京大屠杀’彻底检证”集会，妄图否认侵华日军当年犯下的滔天罪行，日本部分舆论以及政府官员竟然以“言论自由”为借口指责中国政府和人民的严正抗议。《中国青年报》2月14日刊登《“南京大屠杀”与“言论自由”》一文，从“日本的思想和言论自由”“《产经新闻》的真实面孔”“日本的双重标准”“右翼重在和平殿堂上涂鸦”四个方面进行剖析，列举了大量活生生的事实论据，指出日本借口“言论自由”，在历史问题上采取双重标准，只能助长右翼势力的气焰，大大伤害中国人民、旅日华侨和留学生的感情以及中日两国的友好关系。该文举证有力，言之确凿，令人信服。
(3)论证
论证是在论点和论据之间建立或展示一种必然的逻辑关系，以表明论点成立且正确的过程和方法。立论型议论文写作中常见的论证方法有：
①演绎论证法。用一般原理、规律、原则作论据来推出个别具体的结论，证明特殊事实的论证方法，即由普遍性的前提，推出特殊性结论的论证方法。例如《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开篇的设问，就采用了演绎推理中的选言推理，其构成如下：a.人的正确思想，或者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或者是自己头脑中固有的，或者是从实践中来的。b.人的正确思想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头脑中固有的。c.结论：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
又例如下面这段文字：
文人正当苦闷之中，又不得不发泄一下的时候，往往想到从艺术上去着笔。哀莫大于心死，这是心尚未尽死而有所思，将心情托诸纸墨，那即是寄托梦幻了。像鲁颜公(真卿)那样气脉充盈的字，他的地位和抱负都不难察觉。而清代那个后来以尺牍名世的许暇村，我们看他的书法、文章，那真是要令人欣然寡欢的。此在于他南北游走一生，俯仰随人，了无佳趣；纵有梦幻，也如秋后蝉鸣，无力多振，他的书法是什么样也难想其大概了。
②归纳论证法。这是通过若干典型的个别事例，概括出普遍性结论的一种方法，俗称“从个别到一般”。这种方法很符合人类认识活动的规律。例如《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中的一段话：
为了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必须加强党的纪律。文化大革命期间，党的纪律废弛了，至今还没有完全恢复，这也是党不能发挥应有作用的一个重要原因。由于纪律相当废弛，许多党员可以自行其是，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党的决定，党规定的任务，可以不执行或不完全执行。一个党如果允许它的党员完全按个人的意愿自由发表言论，自由行动，这个党当然就不可能有统一的意志，不可能有战斗力，党的任务就不可能顺利实现。所以，要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必须严格地维护党的纪律，极大地加强纪律性。个人必须服从组织，少数必须服从多数，下级必须服从上级，全党必须服从中央。
③类比论证法。这是将两个事物摆放在一起，比较它们已知的本质属性的相似点或相异点，推论其他属性，达到用此类事物证明彼类事物的目的，俗称“从个别到个别”。这是一种比较形象化的、主要以事实为论据的论证方法，大都采用人们熟知的具体事物或实例来论证。例如《羊城晚报》曾先后刊登两条有关见义勇为的新闻。前者说的是外地人赵海林在广州街头拼死斗邪恶，没想到受援者竟是一对“冷血”情侣，当赵被刺伤需要救助时，他们却径自拾起歹徒扔下的挎包溜之大吉，再没露面。后者说的是刚从广宁到广州打工的龙康听到有人打劫，毫不犹豫地加入追截行列，直到被歹徒捅出肠子欲追不能。他的手术费、医药费等需要数万元，而被劫者阿玉当时被劫虽仅200多元，但却找专人到医院护理龙康，并亲自将1万元医药费送到医院，同时表示将尽自己的最大能力帮助龙康。《中国青年报》于2月15日发表文章《当仁不让》，运用褒贬类比方法，对那对情侣和阿玉的不同表现进行评论，并很有见地地指出，赵海林、龙康的见义勇为是一种精神，阿玉的当仁不让也是一种精神，都是当今社会应该大力提倡的。
驳论型议论文写作法
驳论型议论文的写作方法主要有以下4种：
(1)归谬反驳法
这种方法也被称为引申证明。这是一种以守为攻、藏而不露、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反驳法，富有诙谐讽刺的特点。它直接以对方的论点为靶子，但又不是直接说破，而是让其陷入极其荒谬的境地，不攻自破。即发现了对方论点的荒谬之后并不马上戳穿，而是先假设对方的论点是正确的、成立的，然后以此假设为前提进行一番引申、推理，必然会得到一个更加荒谬的结果，从而说明刚才依赖的“前提”条件是荒谬的。例如载于1934年12月9日天津《大公报》上《汪蒋通电里提起的自由》(作者胡适)一文中有这么一段话，就是用了归谬反驳法：
有人说：“凡挑动阶级斗争的感情的文学艺术都应该禁止”，并且已经有许多小说和某些电影片已因此被禁止或删削了。如果这个见解是对的，那么，杜甫的名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也该挖板焚毁了!诗经里“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一类的名句也该禁止发行了!亚圣孟夫子的“息有肥肉，野有饿莩”也该毁板禁止了!举此一例，可见“文化统制”不是可以轻易谈和做的事。我们此时还不曾梦见现代文化是个什么样子；拼命的多方面的发展，还怕赶不出什么文化来。若再容许一些无知妄人去挑剔压抑，文化也许真不上咱们门上来了!
(2)独证反驳法
这种方法可以打个比方：唱对台戏。针对对方论点，针锋相对地提出一个完全相反的新论点，继而用有力的证据和严密的论证证明新论点是正确的、成立的，这样，根据“矛盾律”的基本原理，两个相互矛盾的命题不能同时都“真”，有一真必有一假，这一个是对的，则另一个必是错的。这也是一种明里不攻暗里狠攻、言在此而意在彼的反驳办法。例如：“女师大风潮”获得初步胜利后，敌人并不甘心失败，林语堂却发表文章提出“中国‘泼赖’的精神就很少，更谈不到‘费厄？’”“且对于失败者不应再施攻击……”云云。鲁迅在《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一文中就用了独证反驳法进行驳斥。他先“解题”，故意称自己“不懂英文”，不明白费厄泼赖(fairplay)“这字的涵义究竟怎样”，然后针锋相对地指出，“如果不‘打落水狗’也即这种精神之一体，则我却很想有所议论……‘落水狗’未始不可打，或者简直应该打”。接着从以下几个方面论证了应该“痛打落水狗”的重要斗争原则：一是论“落水狗”有三种，大都在可打之列；二是论叭儿狗尤非打落水里，又从而打之不可；三是论不“打落水狗”是误人子弟的；四是论塌台人物不当与“落水狗”相提并论；五是论现在还不能一味“费厄”；六是论“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鲁迅的论证有力地证明：敌人的本性是不会改变的，人们一定要记取“不打落水狗，反被狗咬了”的教训。
(3)釜底抽薪法
这种驳斥方法，顾名思义，就是击毁对方论点赖以存在的基础(即论据)。议论三要素的原则要求论据必须是真实可靠、正确可信、经得起推敲的，必须是典型而有充分说服力的，必须是与论点之间有着证明与被证明的关系。而对方错误论点的产生，往往是因为在寻找和使用论据时犯了“预期理由”或“循环论证”的错误。
所谓预期理由，就是用一个实际并不存在的理由作前提，推证自己论点成立。表面看来前提和论点之间有着一定的关联，其实因为前提的假设根本就是错误的，所以论点也是荒谬的。例如哥白尼创立“日心说”后，有人为了反对他，就制造了这样一个预期理由来证明“太阳只能围绕地球旋转”：如果把地球比作房子，太阳就是照亮这房子的火把。只有移动火把去照亮房子的道理，哪有搬动房子去让火把照亮的道理呢？仅就火把和房子的关系来看，这似乎很有道理，而实际上，“太阳和地球的关系就是火把与房子的关系”这种假设本身就是错误的。所谓循环论证，就是改变论据与论点之间证明和被证明的关系，让它们互为前提，相互论证，用未被证明为真实的论据作前提推导出论点，再反过来用这论点证明前提(论据)的真实。此即“诡辩术”。例如下面这段话就是诡辩：
马克是美国人。马克穿红衣服，所以美国人穿红衣服。小李穿红衣服，所以小李是美国人。既然小李是美国人，马克也是美国人，而美国人都穿红衣服，所以小李和马克一样都是美国人。
在驳论过程中，如果发现对方在推理过程中使用了尚未证明其真实的论据，来证明其论点的成立，就要采取釜底抽薪的办法，指出其论据的不实之处，使对方结论的不可靠暴露无遗。
(4)拆桥法
论证是架设在论点与论据之间的“桥”。有时，论据虽然是真实的，但如果论证方法错误，也会推导出错误的结论。这也是写驳论型议论文常用的办法，即以对方论证中的错误作为“切入点”，拆掉其论点与论据之间的连接处。论证中的常见错误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以偏概全。这是在归纳论证中容易出现的错误，论述者没有正确掌握局部与整体的关系，所举论据即使是真实的，但对于所属的整体来说却没有足够的证明性。例如，有人撰文《腐败的民间基础》，认为中国民众对腐败的痛恨，一部分是“垂涎三尺”的痛恨，“是看着别人山珍海味而自己只能粗茶淡饭的心理失衡”；一部分是“红眼病”的痛恨，只恨那些“搞腐败的能耐比自己大”的腐败者；而无权的民众“仍然有着普遍的‘奴才意识’”，“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权力与腐败是合情合理地联系在一起的”，所以人们的痛恨“更多的是指向搞腐败而得利的人，而并非指向腐败行为本身”。这种痛恨实际上“恰恰意味着人们是多么渴望在腐败的盛宴上能有自己的一席之地”，所以说“民间是腐败的基础”。《中国青年报》2000年1月9日刊登孙立先的《民间是谁家的基础》一文，指出：“民间从来不是腐败的‘基础’，而是反腐败的雄厚基础。”文章说：
说中国人如此看待腐败，用以指一部分人则可；倘若加于全体，那就简直是诬蔑。翻开历史，以往腐朽政权之所以灭亡，腐败官员之所以没有好下场，就因为民众反对，所谓“失人心者失天下”，就可见腐败不得人心。历史上廉正不阿的官员不乏其人，人们颂扬备至；而对于为官者，不管其他方面表现如何，只要一贪，“其余则不足观者矣”——这就是中国民众的价值取向。那些廉洁奉公、为国为民的人，那些舍身忘家、不屈不挠举报腐败的人，那些仗义执言、无情鞭挞腐败的人，那些不怕打击报复、秉公执法的人，又何曾想过在“腐败的盛宴上能有自己的一席之地”？他们不正是来自民间，代表民众，并为民众所拥戴吗？
二是牵强推导。这是在演绎论证中容易出现的错误，论述者忽视了论据往往是有一定的适用范围的，单纯从主观理念出发用论据强行推导，这样即使论据真实，也不能反映出论据与论点之间必然存在的涵盖关系，自然也就得不到正确的结论。例如屈原的学生宋玉曾经写了一篇《登徒子好色赋》，说登徒子好色。他的推导逻辑是：好色者不嫌女丑→登徒子不嫌妻丑→所以登徒子乃好色者。这显然是牵强附会，所得结论自然难以让人信服。又如当年有的日本人因为在“下野的有钱的大官的书斋，看见有许多很贵的砚台”，就说中国是“文雅的国度”，也有的日本人因为“到上海来一下，买几种猥亵的书和图画，再去寻寻奇怪的观览物事”，就断然说中国是“色情的国度”，鲁迅在《内山完造作〈活中国的姿态〉序》中对这两种人都进行了严肃的批评：说中国是“文雅的国度”也好，说中国是“色情的国度”也好，其实都是犯了牵强推导、妄下结论的错误。
三是机械类比。这是在类比论证中容易出现的错误，论述者用于进行类比的事物之间其实很少或没有共同属性，说白了就是没有可比性，如果硬性比较，其结论当然无法令人信服。例如，1933年初，希特勒在德国垄断资本集团的支持下上台，立即对外实行武装侵略，对内加强纳粹党的法西斯统治，焚烧所谓“非德国思想”的书籍。蒋介石效法希特勒，在国内建立庞大的特务组织，日益加紧反革命文化“围剿”，残酷镇压左翼文化运动，查禁图书，逮捕和杀害进步人士等。国内及日本的有些论者将希特勒焚书与中国历史上的秦始皇焚书相提并论。鲁迅在《华德焚书异同论》一文中，从中国的秦始皇和德国法西斯焚书的异同谈起，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法西斯统治作了尖锐的抨击，同时也有别于传统见解，对秦始皇作了新的评价。文中对“中国和日本的论者们”机械类比的错误进行了深刻揭示。比如下面这段话：
不错，秦始皇烧过书，烧书是为了统一思想。但他没有烧掉农书和医书；他收罗许多别国的“客卿”，并不专重“秦的思想”，倒是博采各种思想的。秦人重小儿；始皇之母，赵女也，赵重妇人，所以我们从“剧秦”的遗文中，也看不见轻贱女人的痕迹。希特勒先生们却不同了，他所烧的首先是“非德国的思想”的书，没有容纳客卿的魄力；其次是关于性的书，这就是毁灭以科学来研究性道德的解放，结果必将使妇人和小儿沉沦在往古的地位，见不到光明。而可比于秦始皇的车同轨，书同文……之类的大事业，他们一点也做不到。
阿剌伯人攻陷亚历山德府的时候，就烧掉了那里的图书馆，理由是：如果那些书籍所讲的道理，和《可兰经》相同，则已有《可兰经》，无须留了；倘使不同，则是异端，不该留了。这才是希特勒先生的嫡派祖师——虽然阿剌伯人也是“非德国的”——和秦的烧书，是不能比较的。
